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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幼儿园教师抑郁-焦虑-压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368名幼儿园教师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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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小学教育》杂志2023年8月上旬刊 作者:沈颖慧 沈颖慧（衢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衢州 324000） 摘要：为研究后疫情时期幼师的心理焦虑-抑郁-压力状况，研究者对浙江省衢州市、金华市、杭州市等地的368名幼儿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教师在后疫情时期的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拖延、抑郁-焦虑-压力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拖延对教师的抑郁-焦虑-压力的负面心理状况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幼儿园教师；抑郁-焦虑-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拖延 [基金项目]2022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后疫情时期幼儿园教师工作心理状态的多视角透视——基于浙江省的调查数据”（编号：202211488022）的研究成果。 问题提出 在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影响下，幼儿园教师在工作中面临着诸多压力。因疫情防控需要，幼儿园教师的日常工作秩序受到诸多影响，当出现小规模疫情爆发时需要开展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后疫情时期”是指疫情爆发过后的一段时间，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疫情完全消失状态，而是疫情时起时伏，甚至随时还可能出现小规模爆发的状态。在这期间，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状态、工作家庭矛盾等方面可能会继续出现问题，从而导致抑郁、焦虑、压力等情绪问题。 以往国内对于幼儿园教师群体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职业本身、个人因素、待遇等问题，而对后疫情时期幼儿园教师的心理状态的关注度较低。幼儿园教师负向心理健康状况将阻碍他们的个人发展，影响学前教育的整体质量。因此，应加强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为探寻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有效提升策略提供建议和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了衢州市、金华市、杭州市三地在职幼儿园教师400人进行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67份，问卷有效率为91.75%。其中，女教师355人,占96.5%；教龄一年以内有61人（16.6%），1-5年有104人（28.3%），6-10年有95人（25.9%），11-15年有46人（12.6%），16-20年有18人（4.9%），21年及以上有44人（11.7%）；大专学历及以上的教师364人（99.18%），在编教师127人（34.5%），城区教师230人（62.5%），乡镇教师98人（26.6%），农村教师40人（10.9%）； 已婚教师166人（45.1%）。 （二）问卷设计 本问卷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和测量量表两大部分。其中，测量量表部分包括工作拖延、工作-家庭冲突、抑郁-焦虑-压力3个量表。 1.抑郁-焦虑-压力量表 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由Lovibond开发[1]。该量表包含3个分量表，21个题项，测量尺度采用采用0～3分4点式评分，分别为“0=不符合”“1=有时符合”“2=常常符合”“3=总是符合”。每个分量表的7项得分之和乘以2为该分量表得分，得分范围为0～42分，分数越高说明抑郁、焦虑或压力程度越严重；本文采参考了龚栩、谢熹瑶老师修订后的中文版量表[2]，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6。 2.双方向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双方向工作—家庭冲突量表（Bi-directional Scale of Work-Family Conflict）由Grandey开发[3]。该问卷包含工作干扰家庭和家庭干扰工作两个方向，量表共11个题项，其中1-6题为工作干扰家庭的影响，7-11题为家庭干扰工作的影响；量表采用Likert 3点计分，分别为“非常反对”“既不同意也不反对”“非常同意”，其中正向题项赋值依次为1、4、7分，负向题项赋值依次为7、4、1分。总范围为11-77分，分值越高，工作-家庭冲突越大。本文参考了赵新元老师修订后的量表[4]，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3。 3.主动拖延量表 主动拖延量表（New Active Procrastination Scale）是由韩国学者Choi和Moran开发[5]。该问卷包含15个题项，测量尺度采用Likert 7点计分，分别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一般”“有点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其中正向题项赋值为1-7分，负向题项赋值7-1分。总分范围是11-77分，分值越高，主动拖延情况越多。本文参考倪士光、李虹等人修订后的中文版量表[6]，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7。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7.0软件针对于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为探究后疫情时期幼儿园教师焦虑—抑郁—压力与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显示，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见表1）。 表1 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表
注：***p<0.001 （二）建立回归方程模型 采取逐步线性回归，求出线性回归方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个因子所对应的sig=0.000<0.05，拒绝R=0的原假设，认为回归模型与样本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线性回归ANOVAa分析表
注：a.因变量：抑郁-焦虑-压力；b.预测变量：(常量)，工作拖延；c.预测变量：(常量)，工作拖延，工作家庭冲突。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由表3所示，以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拖延为自变量，抑郁—焦虑—压力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模式公式为：抑郁—焦虑—压力=-0.262＋0.49*家庭—工资冲突＋0.263*工作拖延。 表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a
注：a.因变量：抑郁—焦虑—压力 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拖延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是0.49、0.263。所以，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拖延对幼儿园教师的抑郁-焦虑-压力影响是正相关的，且工作-家庭冲突比工作拖延对幼儿园教师的抑郁-焦虑-压力影响更大。 四、讨论 （一）工作-家庭冲突对幼师焦虑-抑郁-压力的影响 1.新冠疫情改变幼儿园教学模式 疫情后期阶段，幼儿园教师线下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具有不稳定性，需要随时在线下授课和线上网课之间切换，这一过程中对于教师的身心承受能力和时间投入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一定时间内的线上教学中，幼儿在这一阶段还不具备自我控制的能力，教师通过网络授课幼儿的效果在整体上而言落后于线下教学；工作上的满足感缺失、长期以来达不到家庭和工作的期许会致使幼儿园教师陷入负面情绪[7]。 2.新冠疫情背景下教师性别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女性总是在为家庭付出的时间中占据主要地位。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增加了幼儿园教师的工作与家庭之间界限的模糊程度，家庭时间与工作时间的极大的无边界感致使女教师在工作或家庭一方的时间明显溢出[8]。随着对另一方时间投入减少，女教师在工作-家庭的双向冲突中易陷入焦虑-抑郁-压力情绪的困境。 （二）工作拖延对幼师焦虑—抑郁—压力的影响 1.自我效能低 在教师行业，幼儿园教师在社会认识中一般位于知识储备金字塔的最底端，在对比其它教育阶段教师时，往往遭受潜意识偏见。在教学工作量方面，幼儿园教师的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工作量大但是诸如做手工活动、跳操、基础课程都是非常轻松的[9]；长时期没有技巧性的工作、低社会评价带给幼儿园教师群体较多的紧张、失落等情绪。低成就感导致幼儿园教师在工作中难以达到自己所期待的效果，从而减少热情投入，陷入被动工作状态，进而产生拖延和懈怠心理[10]。但社会潜在偏见和教师工作性质难以改变和调节情况下，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难以显著提高，最终会形成焦虑-抑郁-压力的内耗情绪。 2.社会施于幼儿园教师职业的压力 随着社会、家长对幼儿的教育投入及关注度明显上升，对幼师行业的要求也随之提高[11]。为满足社会对幼儿园教师综合素养的期待，为提高自身竞争力，幼儿园教师需要投入额外精力。当幼儿园教师在工作超负荷以及处于被迫吸收状态时，容易引起心烦意乱，难以集中精力等负面情绪，产生工作厌烦心理和拖延心理，最终致焦虑-抑郁-压力。 五、总结 研究结果表明，因新冠疫情带来的教学模式、女性家庭-工作界限的改变，幼儿园教师往往因为家庭-工作界限模糊而难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面临着家庭对工作和工作对家庭的双重冲突带来的压力，最后陷入负面的抑郁、焦虑情绪状态。 从工作拖延对教师产生焦虑-抑郁-压力影响的角度看，幼儿园教师本身存在一定弱势，在工作难以得到和自身实力及付出所匹配的物质上的回报和精神上的成就感。与此同时，社会长期以来对于幼师行业的潜在性偏见、刻板印象，导致幼师在工作时丧失积极性，出现工作拖延，催生出因长期工作不顺利而导致的焦虑、抑郁情绪。 参考文献： [1]Lovibond, P. F., Lovibond, S. H. The structure of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Comparis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 with the Be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ventories[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1995,33(3):335-343. [2]龚栩,谢熹瑶,徐蕊,等.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在中国大学生中的测试报告[J].中国临川心理学杂志,2010,18(4):443-446. [3][4]Zhao, X., Qu, H., & Ghiselli, R.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work-family conflict to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case of hotel sales manag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1,30(1):46-54. [5]Choi, Y. K., Moran G. T., Gardner M. P., et al. Effects of repeated risperidone exposure on serotonin receptor subtypes in developing rats.[J]. Europea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llege of Neuropsychopharmacology,2010,20(3):187-194. [6]倪士光,李虹,徐继红,等.主动拖延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4):462-465. [7]王雪梅.中学教师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22,36(1):91-93. [8]李小玮.现代职业女性处于工作家庭边界的角色冲突研究[J].产业与科技坛,2019,18(21):134-135. [9]李欢玉,雷群泌.网络调查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倦怠现状及成因研究[J].经师,2022(2):225-226. [10]刘瑞峰,吴真.工作拖延的研究综述[J].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2015(3):130. [11]郜雅杰.民办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问题及维护策略[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版),2019(1):128-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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