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吏莫做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粗探苏轼爱民思想的成因

来源:基础教育参考 作者:乔春兰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乔春兰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语文教材收录了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定风波》等千古传诵的名篇。这些作品让人由衷赞叹苏轼的才华横溢，也使人怜惜他的壮志难酬，更令他的豁达乐观被后人传颂！仕途坎坷，思想豁达，这可以说是苏轼的最为鲜明的标签。

易被忽略的是，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收录了苏轼的另一风格的诗作——《新城道中（其一））》。诗歌描绘了一幅令人陶醉的农家春耕图，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窥探苏轼人生不同侧面的窗口。我们发现，苏轼在生活中热爱百姓，积极为民谋利，并留下一系列爱民创作。

一直游离于官场边缘的苏轼何以怀有爱民思想呢？

先看苏轼的生长环境。他出身寒素，父亲苏洵秉性耿直，不善经营，成家后方知发奋攻读。苏轼从小参加劳动，经历了“少年辛苦事耕犁”（《野人舍》）的艰辛，也遭受了“小人自疏阔”（《答任师中家汉公》）的冷遇，还看到了“野人喑哑遭欺谩”（《和子由蚕市》）的悲惨情景。艰苦的生活环境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使他很早就产生了同情人民的基础。

苏轼虽然出身微寒，但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其父苏洵发奋立志后，“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文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者七八年”（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精心揣摩。他以当时的宿儒名流欧阳修的文章来教育苏轼。苏母程夫人也是一位富有文化修养的妇女，对苏轼的教育非常关心。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苏轼羡慕历史上的圣君贤相，以经国济世为人生目标，积极入世，希望致君尧舜。他坚持尊主泽民的原则，以“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荔枝叹》）。虽然他的兼济天下的理想是从维护封建社稷的角度出发的，但其仁民爱物的思想依然值得肯定。

苏轼的思想非常通达，他自小对佛老思想也有所涉猎。经过独立的思考和认真的选择，他融合了众家之长，以达致用应物的目的。在经历了仕宦升沉和深味了世情的冷暖之后，他对禅道的兴趣越来越浓。这也是他的爱民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看穿忧患，随缘自适和清静无为是苏轼从禅道中吸取的玄言妙理。在官场几番挣扎后，苏轼渐觉身心俱疲，不复有华屋美食之念，转而向往一种安贫乐贱、恬静淡泊的生活。在他看来，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固然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但不是他的追求所在，桑田耦耕、忘情山水的闲适轻松才是他所向往的快乐人生。往昔的翰林富贵对他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一场春梦。经历越多，他的襟怀越宽广。与人民接触越多，他越是深切地体会到普通百姓的古道热肠、淳朴友善和农村淡雅清静生活的可贵。他对人民的爱越来越深沉浓烈，归耕田园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回顾过往，他幡然醒悟，“使君原是此中人”，真诚地希望“吏民莫做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赠王庋原诗》）。

坎坷的政治环境是苏轼爱民思想产生的客观社会因素。

北宋初期，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之计解除了诸多开国元勋的兵权，他又通过各种手段炮制了历史上特有的武人知文政、文官知州事的局面。宋太祖的良苦用心和崇文抑武之举换来了宋初暂时的、表面的歌舞升平与繁荣发展。在表象背后，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并日益激化。真宗、仁宗朝的“不抑兼并”的国策助长了大地主官僚和富商巨贾势力的迅速膨胀。他们激烈地兼并土地，使大批农民失去生活来源，生活环境恶化，生活愈加艰辛。官僚机构的臃肿、军队数量的激增和皇室贵族的奢侈靡华形成了北宋独有的“冗兵”“冗官”“冗费”的历史现象。面对西夏和辽金的不断进犯，宋朝无力抵抗，只能以大批的物资金银来换取短暂的和平，这更是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财政危机和对外民族危机严重地威胁着赵宋王朝的统治。

为了扭转北宋的统治危机，宋神宗于熙宁二年任用王安石为宰相，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但是，因为保守派的反对阻挠，也由于变法本身的治标不治本以及用人不当等问题，变法未能治愈北宋的社会痼疾。在变法中，一些投机分子操柄弄权，巧立名目，大肆盘剥百姓。加之水旱饥疫等灾祸，社会生产更加凋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主张渐变、反对激进变革的苏轼亲眼目睹了民生之艰辛，对农民抱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怀。

苏轼志向远大，忧国忧民，但为人正直坦率，不谙为官之道，又不肯随波逐流，这样的性格注定了他仕途的坎坷。由于和王安石政见相左，苏轼被排挤流放。由于小人李定等人的谗言诽谤，乌台诗案发生，其后又有蜀洛党争和旧党的孤立，苏轼屡遭贬谪。政治上的失意，客观上拉近了苏轼与下层人民的距离。他把自己的不幸和百姓的不幸联系起来，与之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可以说，坎坷的政治经历是苏轼爱民思想确立的实践和感情基础。

长期外任地方官，苏轼得到了广泛接触社会、深入人民生活的机缘。在与百姓的交往中，他体验了人民的贫苦饥寒和生活的艰辛，同时也被他们的淳朴热情感染，与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贬居黄州时，善良的老农热情地向他传授农耕经验，并帮他挖渠储水、筑塘备旱，苏轼“得饱不敢忘，再拜谢苦言”（《东坡八首》）。他与田父野老杂然相处，乐在其中。寒冬时节，他想到贫苦人民无薪取暖，耿耿于怀，夜不能寐。颍州大雪纷飞，苏轼忧心如焚，寝食难安。流放海南时，苏轼已是风烛残年，体弱多病。“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去之前他已不抱生还之望。但是，在苏轼悲观绝望之际，儋州人民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任其自生自灭，而是及时热情地伸出援手，慷慨相助。他们帮苏轼建起茅屋，“物器或不给，邻里咸致所有”。当地百姓的深情相助使苏轼重拾生活信心，他与黎民结下了亲密的情谊，不遗余力地为黎民谋福利、传教化。一贬再贬，苏轼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和黎民百姓愈来愈近，崎岖坎坷的政治经历使得苏轼的爱民思想更加诚挚坚定。

特定的历史环境，渊博的学识修养，复杂的生活经历，种种既定和不定的因素集中在苏轼身上，影响着他，销蚀着他的致君尧舜的宦梦，使他逐渐甘于平淡，爱民思想日益凸显。

不可否认，苏轼一生都属于与民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他能够心怀苍生，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并竭尽全力地为民谋利做主，甚至想要脱离宦海，躬耕农亩，做一个“识字耕田夫”，这足以使他区别于其他封建官僚而获得百姓的爱戴与尊敬。他的思想、行动和创作超脱了阶级身份的羁绊，这是值得后人肯定和赞扬的。

【参考文献】

[1]陈迩冬：《苏轼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

[2]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

[3]丛鉴、柯大课：《苏轼及其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5]王建平：《苏轼性格特征的文化阐释》，河南社会科学，1997年6月。

[6]林语堂：《苏东坡传》，上海书店，1982年版。